與己為善﹐善為己與
陸堯之
常聽人說﹐李克威文章寫得不錯﹐無奈一向疏于流覽書報﹐其大作僅讀過個別幾篇﹐因此尚未有機會領教。前日偶在十月二十八日《東華時報》頭版見到他最新力作﹐《我的心路歷程──從海外民運骨幹到“與中共為善”》﹐讀後更慚太無眼福。
李先生這個人我是知道的﹐熟人的熟人是他的熟人﹐所以與元首同堂吃過飯､同渡過佳節什麼的似乎也隱約耳聞過點﹐可能是由于一貫過於麻木﹐沒覺出茶杯裡有什麼風波﹐最了不起大概也就是些什麼忘了事先招呼沒有順便提攜因而不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之類的瑣碎﹐所以當時也就沒在意。現在讀了大作﹐才知原來意義重大﹐涉及國家存亡民族興衰﹐更有開創“與中共為善”歷史新紀元之豐功。
所謂“與中共為善”﹐聽來簡單﹐思之高深。數中共人物﹐自馬林獨秀﹔秋白立三﹐王明李德﹔國濤潤之﹐德懷少奇﹔江青林彪﹐國峰小平﹔恩來耀邦﹐紫陽澤民。他們自己相互為善到底如何都尚不清楚﹐旁人又到底該擇誰為善呢﹖思來想去﹐恐怕唯有與隨時隨地的今上為善最為保險。然而﹐到底什麼是“為善”﹐又怎樣才能“為善”﹖還是琢磨不太清。
海外某民運組織的主席王策博士﹐懷揣一紙“保證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之建議書”﹐千里迢迢回國獻計獻策﹐這該算是一種善吧﹖你看﹐那不一進國門就下了大牢﹗幾年以前﹐另一民運組織的主席萬潤南先生來澳巡講﹐有人提問“你們為什麼不能幫助中共改革呢﹖”萬先生說﹕“我們是願意幫助中共﹐我們一直在指出它哪些做得不對﹐怎樣做它才有可能得到最好的結局。可它願意接受你的幫助嗎﹖”這又是一種﹐好像也不能說不善吧﹖還有人如方覺﹐如組建中國發展戰略研究中心的彭明﹐善到一不出海外﹐二不批評中共﹐留在體制內替中共出謀獻策。當年魏征當面頂撞皇帝﹐氣得唐太宗牙齒痒痒﹐可還是被李世民譽為自己的鏡子。而方､彭二人比魏征溫柔上十倍﹐中共卻送他們進監獄﹐甚至還要給彭明莫須有地栽個“嫖妓”罪名。看來來這第三種為善﹐也就是李克威先生九三年舊作所建議的那類﹐還是行不通。
還有一種“為善”﹐就是專說專做能逗今上舒服得心痒痒的話和事。比如說﹐悄悄藏起登有今上在外國國王面前梳頭照片的外國報紙﹐然後稟奏說“四方夷人敬仰聖威﹐齊頌翩翩風度”。當核心人物在倫敦感嘆“不見霧﹐只見充滿 Natural Gas”之後﹐出來解釋一聲“中英兩國文化傳統不同﹐對英文短語理解的標準也不同。對 Natural Gas 一詞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解﹐既不是天然氣﹐更不是屁﹐而是‘依稀絲竹之聲﹐仿彿麝蘭之氣’的優美詩句”。若黨要搞整風講政治﹐號召向領導提意見﹐就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領導同志應該注意保重身體”。……。
懂得這種“為善”者﹐中國曆史上其實很多﹐象蜀漢､後陳和後唐等﹐它們的後主身邊都有不少。滿清末年的李中堂﹐就在聖彼得堡對那些竟然向沙皇報告街頭發生歹徒示威人民子弟兵被迫平暴實情的不懂事的俄國官員教授過“為善”之道﹕“在發生天災人禍的時候﹐我從來都是向皇上報告天下太平的。干嘛要讓皇上心煩呢﹗”
出於同樣的道理﹐應邀出席宴會﹐歡迎從後門進來元首﹐使偉人除了幸福的笑臉激動的淚花之外﹐對其它發生的一切眼不見耳不聞心不煩﹐將一切煩惱遺忘在萌芽之中﹐全心全意地表現能歌善舞的領袖形象﹐這絕對是一大善事。所以﹐在大量職工下崗､生計無著的今天﹐為使今上享受到能與兩代先帝平起平坐那種飄然感覺﹐在花了比得上全年軍費的兩百億而搞成的兩小時閱兵､花了一千億裝修北京而搞成的盛大慶典上﹐取代被清除出北京的外地中國公民和被清除出長安街兩側的北京本地居民而榮幸地在觀禮臺上站一下﹐可不真是有“為由中共掌舵的中國之船鼓風補漏”之善嗎﹗
不過這第四種為善也有問題﹐就是難免有突然終結的時候。曾讀過一篇回顧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俄國曆史的文章。當年俄皇任用鐵腕人物﹐政治上壓制反對的聲音﹐經濟上改革轉型。一時間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蒸蒸日上。原本熱鬧的思想界迅速分化﹐“民運”人士或紛紛轉為總設計師歌功與效勞﹐或投身實業以趕上致富的浪潮﹐或慷慨激昂地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主義熱潮搖旗吶喊﹐或消聲躡跡避隱書齋悲觀失望﹐或流亡海外受人責罵如喪家之犬。到一九一七年由偶發事件引起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時﹐所有這些過去時與現在時的“民運”人士﹐包括列寧之類激進主義者在內﹐竟無一人能預見到。大吃一驚的列寧匆匆秘密回國﹐發起新一輪的革命﹐從此俄國以七十年的惡夢繞了一個尚未完結的大圈。那個年代的中國也類似﹐囚禁了光緒的慈禧重行維新時的舊改良﹐一時間鐵路礦山報紙紗廠百業興起百花齊放﹐直到有一天灰心喪氣的孫中山在舊金山拾到舊一張報紙。上面刊有武昌了發生革命的消息﹐起義者用槍逼著一名被俘的滿清官員黎元洪出任他們的首領。從此中國進入了近九十年還未轉完的大圈。現在的情形多相似﹐有朝一日山嶽崩﹐在小樓裡寫“落花流水春去也”､“只是朱顏改”的“舊上”們﹐將會怎樣看待曾對他們“為善”者呢﹖
真正的“為善”﹐恐怕還是“與己為善”最為實在最為長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嘛。想當初﹐多少“海外民運骨幹”﹐以民運的名義居留的實業﹐揩油揩得滿罈滿罐。待到將民運的牆角挖的差不多了﹐就以揩得的資源為依托搖身一變﹐以“愛國僑領”的面目去揩中共的油。中共的油水更多更足更易揩﹐反正羊毛出在老百姓身上。只要你能哄哄中共﹐讓它覺得你在“為善”﹐它能給你個什麼什麼東西的海外什麼玩意的什麼代理﹐讓你發財你就發財沒能耐發財也發財﹐否則的話﹐不讓你發財你就不發財有本事發財也不會發財。更為高手的兩頭揩油。這次元首訪澳﹐就有僑領式人物﹐一面作為歡迎事務籌委會委員﹐積極地為逗元首開心而努力工作﹔另一面在百忙之中作為移民公司的東主﹐組織手下的客戶成立新的民運組織﹐沖破重重阻撓﹐奮勇抗議元首的到訪。“與己為善”的功夫高到這個境地﹐可以說已經是“善為己與”了。到哪天中共的牆角也給挖空了（其結果﹐其實很可能是把“由中共掌舵的中國之船”的船底板撬光了）﹐不怕沒辦法再變個其它玩意去繼續揩另外什麼東西的油。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末班車可能已經過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刊于澳洲悉尼《東華時報》）
鼓風須鼓對方向﹐補漏要補在船體上
——與李克威先生商榷
鏡 鑒
日前讀到李克威先生的文章《我的心路歷程──從民運骨幹到“與中共為善”》（十月二十八日《東華時報》）﹐原來李先生近來在澳華兩地私下出席了一些官方活動﹐擔心在野人士見怪﹐於是在事後率先公開替自己辯護一下。其實做為成年人﹐正象李先生說的﹐各人行事﹐有各自的考量﹐由各己負責﹐本無須向“任何組織守則及公眾道義”請示彙報。既做出來了﹐不解釋也罷﹐罔顧罔顧就行了。一旦解釋得不圓﹐倒象是“多余的話”了﹐反讓人疑惑﹐不得不商榷商榷。
李先生主張“與中共為善”﹐筆者完全贊成﹐而且早在克威先生成為“民運骨幹”之初那個年代﹐就已絕對贊成。也許是身為“黨的孩子”、“受黨教育多年”的緣故罷﹐當時筆者就非常反感民運中流行的一些人抨擊另一些人“體制內”“籠裡雞造反”的風氣言論﹐認為歷史這出戲﹐什麼角色都有必要。當年如果康梁成功﹐可能孫文就輪不上登場。然而﹐若把戊戌的失敗歸咎于辛亥﹐那也未免荒唐。
李先生呼籲海外民運組織聯絡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背靠中產階級﹐參與“天鵝絨式革命”。作為一種理想﹐筆者對此也很讚同。可是蘇聯的“天鵝絨式革命”已被李先生罵得狗血淋頭﹐中共的“天鵝絨式革命”還不知所蹤﹐更沒有容許政見不同者參與的意思。如今中共內部改革力量受挫再三﹔社會間官僚腐敗階層與下崗失業大軍的發展壯大都比中產階級更迅速（有資料說﹐國內由于社會激化﹐大大小小的騷亂天天都有）﹔當政者一副“變法能救中華﹐不能救中共”的嘴臉﹐除了個人做秀﹐只會用文革語言與手法大規模地為自己製造法輪功一類新的反對勢力﹔下一任核心會是明主還是昏君只有天曉得。李先生選擇的心路歷程﹐若果真能走出一條向中共高層進諫建言的路﹐留在體制外的諸位當然應該樂觀其成。但如果所有海外民運組織成員個個都回歸體制內赴京觀禮閱兵﹐恐怕最後只會有近距離見證火燒阿房宮的份。
李先生擔心中國會亂﹐成為超級南斯拉夫﹐筆者深有同感。但若以是否“與中共為善”作為能否防亂的著眼點﹐那可真是吃錯了藥方。如今的中國﹐表象的穩定建築在四伏于深層的危機之上﹐而許多維系穩定的樁錨﹐本身就是造成危機的根源。在這種情況下﹐動亂的爆發是不可預測的﹐就象打噴涕一樣﹐等它的時候不一定來﹐出奇不意來了止也止不住。象當局者當前這樣﹐或齊桓公般地自我感覺良好﹐或明知病根所在卻不敢觸動﹐一昧頭痛打嗎啡腳痒抹癬藥地壓制症狀﹐怎麼可能避過病入膏肓時的總爆發﹖司馬文武有過一段評論﹐“印尼的蘇卡諾﹐沒有利用經濟繁榮的時期﹐把握機會﹐改革政治體制﹐等到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和政治危機的各種併發症﹐蘇卡諾被迫下臺﹐印尼也陷於分崩離析。現在中共浪費這種改革機會﹐等到經濟發生危機時﹐即使有心改革﹐也太晚了。”其實﹐當前中國民運能夠做應當做的無非是兩件事﹐一是扁鵲般地堅持疾呼“有病”﹐二是未雨綢繆地認真做些準備工作﹐以便在中共這個舵手一意孤行地將中國之船引向滅頂而自己因而休克的時刻﹐能夠設法搶險救急。
將俄羅斯為反面的實例來主張中國的民主不可行﹐如今是時尚﹐李先生亦未免俗。世界上由專制轉型民主的國家很多﹐似乎在談論中國時可引作例子不多。譬如南非﹐若斷言中國農民的素質不如南非黑人﹐大概多數中國人都會跟您急。要說南非民族問題不如中國複雜﹐似乎那裡的部落、部族關系更說不清。只是轉型後的南非沒出什麼大亂子﹐所以大家就“甭提它啦”。有一段時間﹐波蘭等東歐國家也是被人津津樂道的例子﹐但隨著其經濟漸入軌道﹐現在就不再為人所用了。當然﹐中國和俄羅斯確實有可比之處。兩個國家都很大﹔都曾推翻帝制建立過民主體制﹐而民主進程又都被暴力（袁世凱和列寧）所中斷﹔初行民主的時候﹐似乎也都沒有什麼大亂子﹐亂子多是從重歸專制開始的。俄羅斯的現狀的確很糟（但也有去了俄羅斯的人說其實沒那麼糟）﹐其深層原因與七十年的蘇共專制（以及沙俄時的快速東擴）密切相關。據說﹐最近流傳出來的前蘇共秘密文件透露﹐在戈爾巴喬夫尚未著手開始其“重建”之時﹐蘇共已通過研究得出結論﹐蘇聯可能難逃解體的結局。不論此說是虛是實﹐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顯然是為扭轉這樣的命運而做的嘗試。而他避免蘇聯解體的最後努力﹐終被蘇共保守派不成功的復辟政變所徹底粉碎。李先生認為戈氏的改革過激﹐到底是怎樣個過激﹐可有具體與定量的衡量﹖可能李先生也好﹐中共官方也好﹐沒誰拿得出一個“以如此如此的步驟﹐這般這般的進度﹐就可以穩健地邁向‘社會主義民主政體’﹐否則就激進了”的時間表﹐因為“我們還在摸索著前進”。可你真敢相信連自己都不知道具體往哪兒走的“掌舵人”摸著滑溜溜的石頭﹐就能帶你走到對岸﹖也許站在水流中的卵石上停滯不動等待下一個洪峰到來才最穩健吧﹖與李先生相反﹐當年葉利欽認為戈爾巴喬夫太保守。戈氏為證明自己穩健是正確的﹐請葉氏走路﹐可最後結果又如何﹖蘇共上一次的改革是由赫魯曉夫領導的﹐而赫氏大概可以算是遠比戈氏溫和吧﹖卻在六十年代中期被一些“更溫和”的人所取代﹐到戈氏上臺﹐中間壓倒一切地穩定了二十多年﹐最後還是說變就變。所以說世事難以逆料。李先生斷言中國照目前的路子下去﹐必會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體”。除非定義可以隨時改變﹐否則恐怕沒有那麼 sure 吧﹖
李文將“北約東擴”列為俄羅斯民主化過于“激進”的惡果之一﹐也是相當令人不解之處。不知加入北約是捷克波蘭匈牙利這些國家自己的要求與選擇﹐還是誰用刺刀逼的﹖以李先生的意思﹐是否象1956和1968年那樣用坦克剝奪這些國家的選擇﹐才會是俄國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富強﹖若依此標準﹐那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結果也很悲慘﹕小兄弟們如馬共泰共緬共阿勞﹐投降的投降被殲的被殲翻臉的翻臉﹐紅色高棉土崩瓦解還可能在國際法庭受審﹔什麼安哥拉莫桑比克玻利維亞……等亞非拉孜孜不倦學毛著的游擊隊員更無處尋覓。說起來到還是北朝鮮最值得誇耀﹐規模盛大的金日成主體思想國際大會年復一年隆重舉行﹐“全世界羨慕我們”﹐“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更讓人迷惑的是﹐李先生認為“形成大量海外民運組織成員與其組織疏遠”的原因﹐一與“民運組織骨幹”們的行為或運作無關﹐二與居留潮經商潮等中國因素無關﹐卻是由於“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在戰略上咄咄逼人”。雖說對美國的許多表現筆者實在不敢恭維﹐對李先生的愛國情操亦絕對佩服﹐可是民運組織成員與其組織之間的關係關它美國什麼事﹖如果這個邏輯站得住腳﹐那在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之後﹐為何孫中山還去英美日各國奔走鼓吹革命﹐為何武昌首義還會得到全國響應﹖莫非孫先生不如李先生愛國﹐古人不如今人重義﹖為何八九年美軍霸道地入侵巴拿馬捉拿當地軍事強人的時候李先生並不疏離其組織﹖莫非李先生的意思是說美國壓制中國“海外民運組織”﹐所以將其成員嚇成了消遙派﹖那用的是坦克還是監牢﹖要不然﹐李先生是在暗示海外民運組織為美國工作﹖那麼倒還須請李先生詳述一下﹐當年做“骨幹”的時候﹐拿過（或給過）美國多少錢﹐接受過什麼指令﹐提供過什麼情報﹖或者﹐李先生的意思僅僅是說﹐因為美國是“最大的民主政體國家”﹐所以美國在外交上霸道﹐中國人在內政上就不認同民主了﹖但美國還是最大的經濟強國﹐是否中國人也該不認同經濟發展﹖
李先生表白自己既愛國又嚮往民主﹐說兩者並不矛盾。當然不矛盾﹐就象愛開車與愛保養車並不矛盾一樣﹐這是簡單常識﹐連中共都將“愛國民主”的冠詞用得很濫。問題是﹐李先生為什麼竟覺得這樣的簡單常識也需要表白﹖難道李先生當初不是因為憂國憂民而參與民運追求民主的嗎﹖筆者曾在因特網上見到國內一位新生代教訓發中共牢騷的網客﹐說“中共是母親﹐兒不應嫌母丑”。網客們紛紛回應“中華民族是我娘﹐中共其實是只狼。老狼霸佔蹂虐娘﹐如何反認狼為娘﹖”以李先生這個年齡層﹐似乎不會是現在又開始以為愛執政黨才是愛國吧﹖
李文稱不希望極端民族主義抬頭﹐可文中字裡行間處處充滿極端民族主義的影子。什麼是極端﹖失去理性思維就會極端。沒有理性就會不明事實﹐就會象疑心的林黛玉聽見廚娘罵丫環便以為自己要被人逐出賈府一樣﹐經不得風吹草動﹔就會象唐基珂德般地為自己幻想出許多魔鬼仇敵陰謀﹐以至于與風車決戰而不惜同歸於盡。不錯﹐隨著共同的敵人蘇聯的解體﹐中美之間利害衝突的份量相應增高。可是李先生所稱的“以美國為首的半月形戰略包圍的軍事壓力”到底在哪兒呢﹖北面是俄國與蒙古﹐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已不如蘇聯時代﹐又不與美國聯盟﹐反倒時有中俄聯手抗美的論調流行。西面中亞幾個前蘇小國多與中國關系密切與美國疏遠﹔阿富汗塔裡班保護對抗美國的恐怖分子﹔巴基斯坦幾乎可稱為中國的盟友﹔印度與美國也無軍事聯盟﹐卻與俄國關系一向更近。緬甸泰國寮國越南﹐皆無美國的軍事存在。曾經極度反共的東盟國家﹐如誓言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新加坡、六十歲以下公民不得訪華的馬來西亞、禁止華人講華語取華名的印尼﹐蘇聯解體後不是一個接一個地變得反美親中了嘛﹖香港的英軍還沒撤離﹖美國又在臺灣駐軍﹖菲律賓金蘭灣難道重新成了美軍基地﹖美國在日、韓的軍事存在比以前多了還是少了﹖至于美軍自己研製不順利﹐大超預算又不想放棄﹐拉日韓臺加入做冤大頭的ＴＭＤ﹐了不起是一撇﹐還成不了個月字。近來國內年輕網客有一說﹐謂諾貝爾和平獎相繼頒給達賴、昂山素姬和東帝汶異議人士是為了形成對中國的包圍。也許這就是李先生半月形的另一部分吧﹖這樣說來﹐今年諾貝爾和平獎不給中國人﹐大有道理﹐以後也不會給﹐否則這包圍圈豈不不攻自破﹐成了包圍東盟﹖然而﹐挪威又什麼時候加盟了美國的軍事勢力﹖
也許﹐這個半月形包圍圈遠在海地、安哥拉、伊拉克和科索沃﹖某位現已“與中共為善”的前“民運組織骨幹”評論說﹐“美國通過科索沃之戰證明戰爭可無接觸零傷亡地進行﹐因此僅僅為了制止中國的強大﹐美國將可能用同樣手法先發制人地襲擊中國﹐使中國經濟倒退二十到五十年﹐永無可能再與美國競爭。”這就是典型的非理性思維。第一﹐如今經濟全球一體化﹐牽一髮而動全身﹐摧毀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美國經濟豈能獨善其身不受衝擊﹖第二﹐與為了制止難民潮而進行的科索沃之戰相反﹐襲擊中國將製造空前的難民潮﹐美國豈不怕被“黃禍”淹沒﹖第三﹐這樣的襲擊雖可摧毀中國的戰略核設施﹐卻會變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在連中學生都能設計出手提箱式核彈的今天﹐美國不怕恐怖主義核爆炸在自己本土遍地開花﹖第四﹐以美國現時的民情、政體與意識形態﹐這樣毫無道理的襲擊怎可能毫無阻攔﹖第五﹐以美歐現有的關係﹐這樣毫無道理的襲擊怎可能不讓美國的盟國離心﹖
如今的世界﹐處理國際關係流行的是理性主義。理性（ Rational ）是人類在數千年相互爭鬥過程中學會的行為方式﹐並在近一兩百年裡逐漸地完成了理論化。其中最重要的結論是﹐最大利益只能通過“雙贏”（你活我也活你好我也好）而不是“零和”（你死我活你輸我贏）得到。博弈論（ Game Theory ）中有個著名的囚犯悖謬﹕兩個共犯大案要案的囚犯落網﹐並在隔離監禁中被分別告知﹐若一人坦白一人抗拒﹐坦白者因立功立即釋放﹐抗拒者罪名成立判刑十五年﹔若兩人都坦白﹐因罪名成立﹐不能無人受罰﹐各從輕判五年﹔若兩人都抗拒﹐因罪名無法成立﹐以次要的小罪各判一年。在無法溝通與合作的情況下﹐兩人分別得出的結論是﹐“無論另一人坦白還是抗拒﹐自己唯有坦白才能保證最大利益”﹐最後唯一的結果只能是兩人都被判五年。但實際上若兩人有機會溝通與合作﹐聯手抗拒﹐才有可能爭取到真正的最大利益﹕一年後出獄。
“世上也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唯有永恆的利益”。當今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絕對是自私的﹐但也還是懂得理性思維的。它們出於爭取自身最大利益的考慮﹐在交往中力爭將中國納入與自己相同的體系﹐以減少行為上的不可預測性﹐遵守相同的游戲規則﹐避免不按牌理出牌的事情發生。中國只有充分理解並掌握這種理性行為方式與理論﹐才能在今後的國際社會中游刃自如﹐真正從中獲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遺憾的是﹐為了繼續維護一黨專制﹐中共相當成功地用極端民族主義取代已經破產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做為統治的支柱﹐洗去了包括李先生在內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中理性思考的能力。其後果﹐很可能是將中國引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在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後﹐中國居然流傳這樣一種論調﹐並在年輕一代中得到廣泛認同﹕“隨著中國的發展﹐中美難免一戰﹐晚打不如早打﹐中國應儘快對美國首先使用核武器﹐摧毀美國所有主要城市。雖然美國會報復﹐也摧毀中國所有主要城市﹐但美國人口和工業比中國集中﹐損失更大。在從廢墟上恢復時﹐美國因以往樹敵多﹐失道寡助﹐中國朋友多﹐得道多助﹐而旅美華人也會攜資支持中國建設。所以中國很快就會重新站立﹐壓倒美國而成為頭號大國。”這些論者﹐口若懸河﹐自以為思想深刻﹐滿腹經倫﹐治國方略講得頭頭是道﹐完全看不到自己思維的混亂與淺薄。且不說其視人命如草芥的心理﹔且不說核大戰本身及其引起的核冬天都可能根本摧毀地球上所有生命﹔且不說首先發動核戰者只會被各國視為公敵豈有可能“得道多助”﹔且不說在中國的核轟炸下家破人亡的旅美華人哪還有錢有命投資中國﹔單說在中美都成廢墟的情形下﹐其他國家豈有不趁機將你踩在腳下﹐反讓你東山再起重做超級大國之理﹗這種一廂情願誤將雙輸作己嬴的非理性思維﹐充斥當今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軍界政界和年輕一代之中﹐就象二戰前夕的德、日一樣﹐正在形成滋生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溫床。這才是對中國未來的最大威脅﹐怎不讓人不寒而慄。
在愚民的同時﹐統治者往往反過來也要受狂熱思潮的牽制﹐甚至自己也被愚弄﹐無法正常思考。就說這次科索沃之戰﹐本是西歐國家特別是德國的利益需求﹐美國為維護自己在北約中的領導地位﹐不得不替西歐國家火中取栗。中國政府無法理解事實﹐反呼籲西歐國家不要為美國火中取栗。科索沃之戰﹐本是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大顯身手﹐躋身國際事務主導力量的大好機遇。做個中間人﹐搞穿梭外交﹐兩邊討好﹐還能成和平的功臣﹐弄個諾貝爾和平獎都沒準兒。現在可好﹐向南斯拉夫一邊倒﹐卻又幫不上任何忙。大使館被炸﹐如雷暴跳一番﹐對克林頓熱線電話先拒後接﹐在國內民間與軍界的狂熱煽動起來之後﹐卻又不了了之﹐為將來國內的不穩定留下新的伏筆。聯合國安理會投票﹐十五票中唯一的棄權﹐連與塞族最親的俄國都不與之為伍﹐落得個招人奚落的丑角形象。既失裡子又失面子﹐在國際上丟盡了中國的臉。這種進退失據﹐是典型非理性“零和”游戲中慘敗的實例。
所謂亡秦者秦也。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之類空洞口號轉移對內在危機的關注﹐騙人騙己﹐如飲鴆止渴。想當年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之後的甲午戰爭﹐人口、國力和軍艦噸位都佔優的大清帝國為何失敗﹖戰前一個日海軍將領在訪問北洋海軍時﹐就已用他被沾黑的白手套預先揭示了關鍵﹕還不是因為制度的落後﹗
做為中國人﹐理所當然要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可聽了李先生國家利益超乎一切﹐“甚至民族”的高論﹐卻反讓人糊塗。到底什麼是國家﹐什麼是超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之上的“國家利益”﹖世上史上那個政權不自封是國家利益的代表﹗希特勒自殺前要德國人民全都戰鬥到死﹐大概是維護“德國的國家利益”﹖捍衛甚至擴張領土能令“國家強大”﹐以領土取悅鄰國從而“朋友遍天下”也能令“國家強大”﹐可能都符合“國家利益”﹖六十年代初在印尼大搞統戰組織華人慶祝中國國慶萬人操是為了國家利益﹐六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末任由印尼華人遭人屠殺蹂虐自生自滅也是為了國家利益﹔抗議美國將釣魚島私相授受是為了國家利益﹐讓釣魚島在日本的實際控制下“留給下一代解決”也是為了國家利益﹔在西沙群島與南越海戰是為了國家利益﹐將北部灣島嶼送給北越也是為了國家利益﹔以千百中國人性命的代價與印度作戰奪回領土是為了國家利益﹐戰勝後主動退回到戰前的控制線還要全線再多讓出二十公裡也是為了國家利益﹔為斯大林火中取栗在朝鮮與美國大戰一場、在珍寶島與蘇聯寸土必爭是為了國家利益﹐默認蘇聯與緬甸對江東六十四屯与江心坡的吞並、承認蘇聯對“我國固有領土”蒙古的分裂以壯大社會主義陣營、將喜瑪拉雅山南麓當做出乎意外的禮物贈與尼泊爾、將中緬中泰邊界上講華語用漢字駐有中國軍隊的村落劃與“友邦”以促進睦鄰關系﹐……這都是為了國家利益。到底定義國家利益標準是什麼﹐是“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李先生主張“為由中共掌舵的中國之船鼓風補漏”﹐筆者對此並不反對﹐惟認為“鼓風補漏”應是為“中國之船”而不是為“是誰掌舵”。中國這條船﹐原本其實離岸並不算太遠﹐卻被一幫搶著掌舵的強人弄到暴風驟雨驚濤駭浪折騰了一大圈﹐總算漸漸地又回到了近岸的地方。現時的舵手其實清楚進港的方向是哪兒﹐但因自知罪惡累累﹐靠了岸可能就會被從掌舵的位置上拉下來﹐所以只是嘴上不停地嚷嚷“船正在走﹐岸越來越近了”﹐手上卻是逢單左、逢雙右地兜圈子。但是﹐正如李先生指出的﹐這可是在跨越險惡深淵的方位上呀﹗所以我要說﹐鼓風須鼓對方向﹐補漏要補地方。鼓風不能在掌舵者固執地將船撞向冰山的時候鼓順風。補漏只能補在船體上﹐而不是舵手的褲襠上。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刊于澳洲悉尼《東華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