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能调查，不可臆造（增补本） 　　　　　　　　　　　　　　南半球常客 《东华时报》六月十五日转载了一篇署名“纳伍兰”的文章《民运领袖罪责难逃》。 该文章一个多月来常以各式各样的署名（如“坚决不签名者”、“佚名”什么的）贴 在互联网上，标题也时有变化。《澳洲日报》在六月二日也曾以“北美常客”的署名 转载过。文章称它将揭露一些关键的事实，让大家，特别是现在的学生，对六四有个 全面的认识。可是细读下去，竟通篇都是些臆想出来的情节。且看文中最关键的“事 实”吧，它说： 　　８９年６月２日深晚到３日凌晨，北京高自联开了最后的常委会。会上由吾尔 　　开希重点发言。吾尔开希对大家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戒严部队要进行武 　　装清场，一定会发生流血死人的。”……李禄接下来宣布高自联指挥部成员立 　　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发了逃命钱。逃亡的方向是美国。……于是在６月 　　３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份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 　　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的头头在临跑 　　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 　　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禄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 　　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 　　６月３日天亮以后，高自联指挥部只留下吾尔开希和李录二人。他们留下的目 　　的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知道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已经跑了。他们知道，如果学 　　生们一旦发现头头跑了，也会跑的，就会对部队清场不抵抗。 　　中午１２点，北京电台与电视台开始不停顿的广播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吾尔开 　　希和李录也迅速地撤离了广场。下午，戒严部队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推进，一些 　　学生与市民拼死阻止部队推进，一场流血开始了。虽然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全 　　跑了。但是负责阻止部队推进的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还在忠实地执行头头的 　　命令。……。 　　……士兵被打死和戒严士兵用冲锋枪开路大死学生的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安门广 　　场，当他们要向柴总指挥请示怎么办时，发现总指挥部是空的。总指挥部外面 　　聚集了许多学生。有个外地学生头头说他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一个高自联头 　　头。高自联头头丢下学生先逃跑的消息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陷入一片混乱。 　　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大家就去问候德建怎么办。候德建就这样 　　当上了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最后的临时总指挥。……戒严指挥车的喇叭叫高自 　　联的头头走出来，连续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柴玲王丹刘刚等人。当时没有 　　人走出来。再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向戒严指挥车走去，一边走，一边叫：“ 　　我是候德建！”候德建后来对人说戒严指挥问他高自联的头头那里去了，几点 　　走的，走那里去了等问题。 　　候德建向戒严指挥说。他以学生的临时指挥身份表示无条件接受戒严法并要求 　　准许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当你柴玲在３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时，你不是 　　拒绝叫学生撤出吗？ 可是侯德健本人和“四君子”中的另位三人，刘晓波、高新及周舵，讲的故事却完全 是另一回事：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根本不存在什么“高自联指挥部”）内的柴玲、李 录、封从德（柴玲当时的丈夫）是在“６月３日凌晨三点”的２６小时之后才“逃离 广场”的，而吾尔开希在６月４日凌晨两点时也仍在广场上讲话。 在记录片《天安门》中，侯德健对记者说，六四凌晨他动员柴玲撤时，柴玲回答说， 不能现在撤，因为有自称是代表政府内改革派高层的人传过话，只要坚持到天亮就会 有办法。但侯德健与刘晓波说，不管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原因说过了什么，都不能以几 千人的性命做牺牲。柴玲遂同意撤（参见http://www.nmis.org/gate/film/transjune4.html）。 也就是说，候德建证明六四凌晨柴玲确在天安门广场。郑义也称“柴玲……她还是最 后一个撤出广场”（《北京之春》９５年６月号第６页，见http://bjs.org/bjs/25/06）。 刘晓波根据实况录音所做的记述比较详细，请看： 　　（６月３日晚）天快黑时，“学运之声”广播站播放雄壮的《国际歌》，…… 　　侯德建从小生长在台湾，根本不知道《国际歌》的歌词，他只好跟着哼曲子。 　　在一片《国际歌》声中，柴玲嘶哑的声音显得格外庄严、神圣……宣誓结束后， 　　我感到了危险的紧迫，从心底里产生一种献身的冲动。回到绝食棚中，我对他 　　们三人说：“无论有什么危险，我们四人都不能提前离开。既然已经上了祭坛， 　　就只能别无选择。”过了一会儿，王丹和吾尔开希来了，他俩想让我跟他们一 　　起去广场指挥部，说服柴玲，让她同意他俩进入广场指挥部，和柴玲等人共同 　　分担严峻时刻的领导责任。我让他俩自己去，开诚相见，把过去的矛盾全部公 　　开化，我想柴玲在此刻是会理解的，危险会把他们重新团结起来。而我去，只 　　会加重柴玲等人的猜忌，好像是我在背后出主意，让王丹和开希去夺广场的领 　　导权，效果肯定不好。他俩同意了我的想法，自己去广场指挥部了。（摘自刘 　　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绝食在纪念碑上”第一节“人群的诱惑”， 　　《北京之春》９３年６月号第１０页，见http://bjs.org/bjs/01/10） 　　六月四日二时左右，“学运之声”广播站传出了吾尔开希的声音，他号召人们 　　坚持到底，并发誓说：“只要我吾尔开希有一口气，就要坚守广场。我与广场 　　共存亡……”突然，他的声音中断了，我猜想可能又是心肌炎犯了。……凌晨 　　两点半左右。邵江全身颤抖地找到周舵，向他们详细叙述了广场外发生的令人 　　恐惧的场面。他说：“周老师，你们想象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们想想办法， 　　救救广场上的学生们。现在，只有你们四位老师能做到。”邵江边说边流泪。 　　时至今日，我们四人仍然感谢邵江，是他的请求打动了我们，之后才有组织学 　　生撤离广场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那天晚上的天安门广场的幸存 　　者都应该感谢他。同时，一名医生也找到了侯德健，建议由我们组织学生撤出 　　广场。……我们四人到了广场指挥部，向柴玲、李禄、封从德说明了来意。他 　　们同意撤离，但不同意和我们一起去找戒严部队谈判。我们只能自己去。我们 　　通过“学运之声”广播站向全体坚守天安门广场的人和戒严部队发出和平呼吁， 　　希望马上进行谈判。幸运的是，我获得自由回到北京后，得到一盘当时的现场 　　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就这样，周舵和德健去谈判，我和高新 　　留在纪念碑上劝学生。……但是，在我和高新说服学生时，人群中也不时地传 　　出“不撤！”“我不怕死！”“懦夫！”“学贼！”的叫喊。还有人哭着嚷我 　　“混蛋”。……正忙着，侯德健和周舵谈判归来。他俩说：“戒严部队同意我 　　们和平撤离，让出广场的东南角。”我们四人马上去广场指挥部向大家宣布谈 　　判结果，并作最后的呼吁。下面的情况也是根据现场的录音整理的。 　“…… 　　侯德健：请大家安静。 　　周舵：没关系。 　　录音者：在侯德健讲话的时候有两辆装甲车从历史博物馆由南向北开来。 　　周舵：我们已经答应戒严部队回来尽力说服同学们尽快撤离广场。我们建议现 　　　　　在以各学校为单位，马上组织撤离工作。我们有秩序、安静的从南面撤 　　　　　离。现在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少数要服从多数。 　　广场上的嘈杂声、掌声，有人高喊：“不撤！不撤！” 　　录音者：很多人对撤离广场还有争议。 　　…… 　　封从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我们现在把广场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所有同学。 　　　　　　但是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来统计、来统计票数。我们现 　　　　　　在就用大家的呼声来表达我们是留是撤的决定。……这个表决过后， 　　　　　　我们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同意撤的喊撤离，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中发出“撤离”的呼喊。 　　封从德：同意坚持的喊坚持，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发出“坚持”的呼喊。 　　封建德：我们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现在我们逐步、准备有组织地、把大旗打 　　　　　　在前面，逐步有秩序地撤离。 　　……” （摘自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绝食在纪念碑上”第二节“撤离广场” 《北京之春》９３年７月号第５３页，见http://bjs.org/bjs/02/53） 尽管许多在场者事后都回忆说当时喊“坚守”的声音大，封从德还是裁决主张撤离的 人多（对此，封从德的解释是，喊“坚守”的人少但情绪激昂，喊“撤”的人多但不 够理直气壮）。于是，广场上的学生就由柴玲、李录、封从德及“四君子”带领下撤 出广场。以柴玲自己的话说，“所以六四清晨，当小封、李禄和我带领着大家从广场 撤下来的时候，我们走在第一排，就是想如果他们把我们赶出广场再屠杀的话，那就 让子弹从我们的胸膛上穿过，用我们的行动来告慰后人，完成我们指挥部的使命吧” （《北京之春》９５年６月号第３１页，见http://bjs.org/bjs/25/31）。前学生领袖周峰 锁也回忆过这段情景（http://www.bbc.co.uk/mandarin/my_century/tiananmen/0406c.shtml）： 　　决定撤的当时，没有办法决定，封从德就说，我们只好通过广播决议。支持撤 　　的同学喊：撤；支持不撤的同学喊：不撤。然后就没有办法决定，因为这样的 　　声音谁分得清。这样大家就争吵起来，我当时是喊不撤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就 　　听到枪响，就看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非常快，就几秒钟之内，我就感到一个 　　枪托砸在我身上。大家就开始散开，就后撤。很快，纪念碑三层以上就没有人 　　了，然后被砸到，拿下。我就看到那个冷冰冰的枪口对着我，刚开始他们用枪 　　托砸，后来就用枪口对着我们，逼着我们下去。后来我们就从纪念碑东南角， 　　大家撤出去。 对这段情节由许多的当事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做过基本一致的描述，并被 海内外中文媒体（包括《澳洲日报》的前身《华声报》）广泛报导过，也是唯一为中 国大陆官方所承认的事实（为了以此来证明“天安门没死一个人”）。而刘晓波更是 被法庭据此称为“在天安门清场时有立功表现”从而少判了几年（高新：《“知情人” 不知的情节》，见《华夏文摘》第八期，http://www.cnd.org:8003/HXWZ/CM91/cm9105d.gb.html）。 总而言之，“纳伍兰”在揭露“关键的事实”时，忘了查查报刊和中央文件，竟不知 道柴玲、李录等在“３日凌晨三点”之后２６小时才“逃离广场”早已是众所周知的 了，结果凭空编造出来的故事最多也只能骗骗“现在的”小“学生”。 在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号《我们好好活着回来作证──香港学生的血泪 见闻》一文中，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林耀强也提到他在６月４日的广场上 见到各学生领袖： 　　六月三日晚，我们已觉得事态不妙，便弃了传真机，再在北京饭店烧毁了一切 　　文件和名单。十时许，我和李兰菊、陈清华和陈宗彝等到天安门广场去。我们 　　先到指挥部，见到柴玲、封从德和李录等人，黯然握手道别。跟着，我们到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不久，广播台传来有人被打 　　死的消息，吾尔开希在广播站激愤地说了几句话，随即晕倒，给抬走了。大约 　　凌晨一时，我与程真、李兰菊、陈清华离开指挥部到广场西面去。在那里，我 　　们看到一辆装甲车高速冲入人群中。气氛即时紧张起来。各人立刻拉栏杆设路 　　障，那辆装甲车回头又向人群冲过来，简直是冷血谋杀。之后我们走到历史博 　　物馆，坐着与距离三百码左右的军队对峙。李兰菊走过去与人谈话，陈清华则 　　于二时左右到广场边拍照，给军人发现，脚、腹被殴，照相机也给打破了。他 　　回来告诉我们，我便和程真去看，却看到一队军队由西面冲来，沿途不断向地 　　上开枪。……我和程真回到历史博物馆。李兰菊受刺激过度晕倒，陈清华便扶 　　她到临时救护站去。我和程真走到纪念碑的最高层，那时已近凌晨三时。我看 　　到柴玲、封从德、李录、梁二、马少方等。我跟他们拥抱、握手，生离死别的 　　感觉填满胸间。他们要我立刻离开，好好回到香港将事情告诉天下人。我说， 　　我也是中国人，跟你们一样；他们便不再说甚么，让我留下……大约四时，广 　　场四周亮起了强烈的射灯。封从德向大家说：我们要坚持和平而非暴力的请愿， 　　请各位同学交出武器。大家服从地将木棍、铁枝等交出来，希望军队看到，不 　　忍加害。这时四位绝食者跟军方谈判回来了。他们说军队要在天亮前清场，劝 　　我们不要作无谓牺牲，由东南面撤走。封从德于是请全体同学立刻用口头表决： 　　是坚守还是撤走？当时我听到「坚守」的呼声较高，但封从德说「撤走」的声 　　音较大，决定分批撤离。封从德的话才说完，便有几个军人冲上来，木无表情 　　的向天开枪。程真原不愿走，但我拉着她就跑。有些同学也不愿走，军人就用 　　枪柄打他们。我们到了纪念碑第二层，听到枪声一响，一位同学就跪在地上。 　　其他同学拉着他走。走到底层，我们在较安全的石碑后停下来。程真说要看到 　　所有人撤走后才走。这时上层和第二层已尽为军人占据。我拉着程真由东南方 　　撤走。北面传来一阵歌声。军队开始向群众开枪，前排的人纷纷倒下。人群急 　　速散开，互相践踏，场面非常混乱。 同一文中，香港树仁学院传理系学生李兰菊则回忆到： 　 　　在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后，我就与林耀强他们失散了，我 　　一个人返回指挥部，看到吾尔开希和程真。吾尔开希不断催促我回饭店去，说 　　这里危险，又说这是他们北京人的事，不要我这个多事的香港人来管。我于是 　　拉着程真，说要和她去找林耀强他们，一起堵截军车，吾尔开希这才不再叫我 　　离开广场，只是说找到林耀强后，不要再去堵军车，要回到指挥部。我们回到 　　指挥部时，他说：「我死后，你们得抬着我的棺木游行，让我再看看长安街和 　　这个广场。」广播站传来了军队开枪杀死同学的消息。吾尔开希走到广播站， 　　很激愤地说：「我们要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我们要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 　　激愤的声音忽然中止了。跟着有人在广播中叫唤通知救护车和找氧气筒。我没 　　有看见吾尔开希被送走，以后也不知会不会见到他了。我们几个人离开指挥部， 　　走到广场西面，看到高速来回的装甲车，有一辆还在我身边擦过。历史博物馆 　　前有近千名戴着头盔、手执长木棍的军人。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在附近人丛中 　　大哭，说他哥哥给军人打死了，他要跟军人拼命。我过去拉着他，叫他安静下 　　来。他伏在我肩膊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然后追着救护车去了。我 　　看见军人越来越多，阻挡军队的人却很少，便奔向指挥部，希望指挥部派人增 　　援。在纪念碑下的石阶上挤满了学生，手牵着手，高唱《国际歌》。他们的面 　　孔显得无比庄严。我独自回到博物馆前，看见已有人筑成血肉之墙与军人对峙， 　　我加入人墙中。那些静坐的军人每看到有伤兵经过，便激动地大叫。负责这排 　　人墙的工人，高声呼吁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平，不能动武。有几个手持木 　　棍、水管的工人走过来愤怒地说：「你们还坐在这里等死？那些畜牲见人就杀！」 　　我们看着那些静静地坐在石阶上的军人，完全没想到他们会动杀机！跟着来了 　　一批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有人上前试图劝说军人，我也走 　　上去，拉着一位军官的手呜咽着说：「我是香港学生．．．．广场内的全是大 　　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他们的和平请愿绝对不是暴乱，全世界的中国人 　　都把希望放在他们的身上。你们不能开枪，求求你，不要向他们开枪．．．．」 　　我哭着跪在地上。我看到那军官的眼中也有泪水。我回到原位，一个学生拿着 　　木棍加入，我愤然说道：「放下武器，不然就先把我打死。」他委屈地把木棍 　　放在身后。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也从身后拿出一枝约十二寸长的小铁枝交给 　　我。凌晨三时左右，我看见有人抬着血淋淋的尸体和伤者往来奔跑，不禁冷汗 　　直冒。我忽然看到先前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他满身鲜血，由一名工人抱着。 　　我晕过去了。……一位女医生握着我的手，哭着用英语跟我说：「你一定要平 　　安回到香港，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的事，知道吗？」 从这么多人分别做的回忆来看，那个“６月３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的除了“纳伍兰” 自己外不可能是别人了。他很可能是根据许多学生领袖现都在海外的现实，想当然地 臆想那是他们提前逃跑的结果。其实，当时清场军队的任务就是清场，根本就没有 “戒严指挥车的喇叭点名叫柴玲王丹刘刚等人走出来”这一幕。侯德健从广场彻出之 后，于６月６日下午躲进了澳洲大使馆。被中共官方报刊公开点名为“黑手”的刘晓 波，以及高新、周舵也都是在６月６日以后才被捕。柴玲封从德夫妇在国内流亡了一 年才逃出国外，当时是一轰动的新闻（澳洲《新海潮报》有篇文章甚至怀疑那是中共 间谍冒名顶替已死的真柴玲夫妇）。至于其他学生领袖，情况各不相同。有逃亡数天 的，有逃亡数年才出国的。有被中共直接从监狱中送出国的，也有出狱后留在国内的， 甚至至今仍被监禁的也大有人在。 除了“逃离广场”这一点外，“纳伍兰”让人笑掉大牙的地方还有“王丹主张撤离， 被吾尔开希与柴玲李录等人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因而被撤职”之说。众所周知，公 开主张撤的是吾尔开希，这在当时都是见诸报导的。封从德就说（《北京之春》９５ 年７月号第７２页《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见http://bjs.org/bjs/26/72-b）： 　　五月二十一号晚上那次喊撤，开希拿着话筒当时就喊撤，喊撤完了，当时很多 　　同学马上起来反对。王丹过了十分钟后，马上就来作了一个纠正。王丹说，开 　　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北高联的意见，也不代表广场指挥部的意见。 对此，辛苦也有同样的回忆： 　　五月二十一号晚上，开希到指挥部去，然后喊，我是吾尔开希，现在情况很危 　　急，还是撤到使馆区去。……。后来王丹出来宣布说这个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 　　（同上）。 其实吾尔开希与王丹基本上是同一派，“从绝食开始的当天晚上就致力于与官方进行 建设性协商，希望尽快结束绝食”（王超华，http://www.china101.com/politics/messages/ 72668.html）， 在当时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比王丹更“右倾投降主义”。 现在该清楚了吧，仅从“纳伍兰”不辞劳苦地编造这么一个细腻却又处处对不上号的 故事来看，他的目的及身份还不昭然若揭吗？ 其实，在六四流血的问题上除了政府中各派别势力的责任外，学生中的发起绝食的 “激进派”（以柴玲为代表）、主张撤离的“投降派”（以多次被罢免的吾尔开希为 例子）及其他各“派”学生领袖是否也有责任，或有什么样的、什么性质的责任，这 在民运人士之间，在学生领袖之间，在道德层面、学术层面上的争论与讨论，也进行 了快十年了，回忆、反思与分析的文章也发表了不计其数了。其中尤以胡平与封从德 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与火爆（参阅《北京之春》９５年７月号第７２页《群英会：八 九民运研讨》，见http://bjs.org/bjs/26/72-a，72-b，72-c。此外，《北京之春》９５年５ 月号至８月号的还有其他许多文章与回忆，见http://bjs.org/bj2/index.html）。这些“纳 伍兰”居然瞢然不知，竟编不出一个可以圆的谎来。有关部门也真够胡闹的，怎么把 政府宝贵的经费浪费在这么一个既倦于读书报又不会查资料的废物身上。 既然刻意编造谎言的用心已暴露无遗，“纳伍兰”的文章便不再值得一驳。只是既然 其中有了在士兵被杀后军队才开枪的说法，而笔者手头又正好有一篇高新先生的文章 《“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中国之春》９１年７月号第１４页，见http://bjs.org/cs/098/14）， 就不妨抄在下面以对照吧。 　　而二十多天以后，陈希同则声称军人方面死亡几十人。但我出狱后查找了中共 　　方面大量的宣传“平暴”伟大胜利的资料，证明军人方面只死了十二个人。其 　　中戒严部队十人，武警两人。他们是：戒严部队某部四连一排少尉排长刘国庚， 　　六月四日凌晨五时左右，被群众打死在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尸体被焚烧；某 　　旅五营营部无线电班班长王其富、二连一班士兵李强、二连三班士兵杜怀庆、 　　二连四班副班长李栋国、二连四班士兵王小兵、三连有线班班长徐如军，六月 　　四日凌晨二时左右，被烧死在翠微路一带；某团榴弹炮二连士兵崔国政，六月 　　四日凌晨五时许，被打死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上，尸体被焚烧；某部六连代理排 　　长马国选，六月四日凌晨一时许，重伤于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医院抢救无效 　　死亡；某团后勤处战勤参谋王锦伟，六月四日凌晨被冷枪打死在南新华街一带； 　　武警北京总队二支队一大队通信班士兵李国瑞，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许，被打死 　　在阜成门立交桥上；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一中队士兵刘艳坡，六月四日凌晨二 　　时许，被打死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六四”以后，中共陆续由邓小平签署命 　　令，追认这十二人为“共和国卫士”。另外还有十个被加封这一称号的，但都 　　是活人。问题很简单，如果除了这十二个人，还有在“平暴”中被打死或烧死 　　的军人，中共方面是不可能不公布他们的名单并加封“共和国卫士”称号的。 　　……我看完这些宣传材料后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这十二个人的死亡时间 　　没有一个是在六月三日午夜十一点（大规模开枪杀人的开始时间）以前，而都 　　是在六月四日凌晨。那么，到底是开枪镇压在前，还是大学生和市民群众反抗 　　在前，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 或许，在“现在的学生”们看来，这说来说去还不是各执一词，真相如何，仍是一笔 糊涂账？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只要当局放开禁忌，容许对六四进行公正、公开和 全面的调查，那么不但真相可以大白，各个关键人物的应负的责任也都可以理清。只 是这个做法“纳伍兰”大概不会同意，否则他费那么大力气编一篇谎话出来干什么？ （原稿一九九九年六月刊于澳洲悉尼《东华时报》，增补本散发于网上） ※※※※※※※※※※※※※※※※※※※※※※※※※※※※※※※※ 附：“坚决不签名者”在网上之原文 我的坚决不签名 作者：坚决不签名者 我的坚决不签名（Ｉ）一文是说由于我不能认同六四签名运动发起者 的政治口号。特别是“经济制裁中国”和“鼓吹台湾独立可以理解” 之类，所以我坚决不在六四签名运动上签名。 我的坚决不签名（ＩＩ）一文是说以柴玲，吾尔开希与李录为首的北 京学生领袖明明知道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会流血，可是在与香港支联 会作了“逃亡美国”的秘密交易之后，一举推翻了当时高自联指挥部 的“５月３０日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全部学生”的决定。用学生与北京 市民的血当作他们逃亡美国的敲门砖。 这篇文章将继续揭露一些关键的事实，让大家，特别是现在的学生， 对六四有个全面的认识，198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面临物价改革的 瓶颈口，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很快，老百姓情绪不满，而在这同时， 许多高干子弟利用经济改革的机会，搞官倒，很快就把国家和人民的 财富聚集在他们手中，这更加激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所以当柴玲 和王丹为首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反对贪污，反对官倒时，很快 得到北京市民的支持。而且事态迅速扩大，并得到留美几万留学生坚 决支持。但是在后来运动就逐渐的变了性，柴玲，吾尔开希与李录的 人性的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在第一次与当时的李鹏总 理谈判时，李鹏答应政府调查官倒和贪污。但是以柴玲为首的学生代 表拒绝撤出天安门。柴玲说。撤出天安门广场后，李鹏会对学生代表 秋后算帐。在第二次与当时的李鹏总理谈判时，学生代表增加了不许 对学生秋后算帐的条件李鹏也答应了。可是但是以柴玲为首的学生代 表仍然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柴玲说我
们不相信李鹏。当然，李 鹏作为中国太子党的总代表，很难相信他会认真调查官倒和贪污。可 是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会给李鹏以破坏社会秩序的名义把这场反对 贪污，反对官倒的运动打下去。柴玲，吾尔开希与李录难道不明白这 一点吗？他们的智商就那么低吗？为什么赵紫阳的幕僚一个一个走马 灯似地劝告他们撤出天安门广场，他们也坚决拒绝呢？他们一点也不 幼稚，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精明的学生领袖。香港支联会从这场 运动一开始就介入了。学生募捐的钱９０％来自香港支联会。香港支 联会驻京代表成了学生领袖的参谋。 是不是由于港支联的意思，柴玲，吾尔开希等才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 呢？有迹象表明这一点。 请看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的第一次逃跑：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晚上， 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柴玲，吾尔开希等高自联的头头吓得一人发了一 千元，赶紧逃命。当时柴玲宣布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要大家赶快 疏散。他们把这一千元叫作保命费。所以５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１日， 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刘刚等许多高自联的头头都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可是在５月２２日，他们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两天，他们在那里 呢？怎么又不逃跑呢？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他们当初准备往那里逃 跑呢？ 有一个高自联常委的活漏了天机：他骂道“香港支联会真不是东西， 说是支持我们，现在捅了漏子，就不管我们了。”在５月２０日和 ５月２１日这两天里，有些高自联头头要求港支联协助他们逃亡美国， 但是港支联不肯答应。为什么不肯答应？港支联说，仅仅戒严令还不 足以说明你们有危险。换句话说，还没死人呢！鉴于柴玲的逃跑，她 被撤除高自联总指挥的职务，由王丹任总指挥。５月２４日在王丹的 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 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 ５月３０日前游行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就于５月２８日，在纽约， 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举行了大游行。) 港支联眼见北京学生 运动越出了它的操纵，就派特派员紧急飞北京。他与柴玲，吾尔开希， 李录等秘密会谈，作了一场丑恶的交易。首先，由柴玲发难，猛烈攻 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 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同时撤除了王 丹的职，由柴玲重新担任高自联总指挥。此外，柴玲又在学生运动的 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的一条。这就是使学生运动打上了死结。 人们要问为什么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一是由于， 他们控制了募捐来的钱，二就是他们与港支联特别关系。一些人支持 柴玲就是想一举跳向美国。 王丹当时说”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王 丹当时还说过“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 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 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 王丹的这些非常正确的观点被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批判为右倾投降 主义。在政府答应了学生的”要对官倒和贪污进行调查“的要求后， 学生们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显得理由不足。在政府宣布戒严后， 学生们仍然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是公开的对抗法律。在一些国家， 学生们用占领广场或占领政府大楼的方法导致政府下台例子是有的。 但是，那都是由于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些国家的军队不支持政府的原 因。但是这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当有人把刀架在空中，要砍你的脖 子时，去争论对方是否有道理砍你的脖子上是愚蠢的。当务之急是把 你的脖子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等他刀放下来，再与他争论道理。当时 柴玲是这么说的：“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 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 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 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 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柴玲的这番发言很清楚地表明她是用天安 门广场上的广大学生掩护自己。柴玲是用几千个脖子去掩护她一个脖 子。有人说６４学生领袖幼稚，听听他们的讲话，幼稚吗？ 从这时开始北京学生运动已经完全变成港支联向北京政权发难的工具。 港支联就是要制造北京的流血与死亡。他想用北京的流血与死亡来引 起香港居民对97回归的恐怖感，甚至想借此让国际社会阻止中国收回 香港。港支联首先买了很多帐篷，让学生晚上睡好觉，白天也好休息， 这就留住了大批外地学生。外地学生主要来自辽宁和天津的高校。此 外还发钱下去给各校代表去买吃的。但是仅仅有吃有睡还不足以留住 学生，还必须消除学生对戒严的恐怖感。所以港支联通过柴玲，吾尔 开希，李录等高自联的头头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假消息，以蒙蔽学生 和市民。其中最严重的是假造了所谓叶飞等七名将军，向中央提交 “以老军人的名义，认为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军队绝不能对 人民开一枪。我们建议军队不要进京”的意见书。这个消息是由天安 门广场高自联广播站首先广播的，又由高自联发到中国留美学生联谊 会。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消息。如果不是高自联捏造的，请柴玲，吾 尔开希，李录回答：你们从那里来的消息？在这同时，还捏造了所谓 ７０％以上的副部级，８０％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５００ 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对军队
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消息。 他们是怎么捏造这些假消息呢？一个曾任高自联宣传组的女学生说： 有一天，李禄给了她许多名字和电话号码，李禄说这都是老干部，有 的还是副部级和将军。李禄叫她打电话采访。每一个人都问两个同样 的问题 1) 对学生运动支持不支持？ 2) 对戒严部队如果向学生开枪如 何看法？他说所有的回答几乎都一样 1) 他们都说坚决支持学生的正 义行动 2) 他们都坚决反对戒严部队向学生开枪。但是也几乎所有的 人都劝告她，学生还是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好，有意见以后再谈。这 位女学生说:有好多电话还是秘书回答的，她把所有电话记录都给了 李禄。经过高自
联头头的修改，就变成了所谓70%以上的副部级， 80%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500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 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新闻消息。并且删除了这些干部都主张学生 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忠告。老军人的意见书更是无中生有。中国的老 将军们从来不兴搞联名书之类的政治活动。来自不同体系的军头更是 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老邓决定要戒严，没有一个军头敢说不字。高 自联的头头制造了这些假消息的目的是企图给北京市民及天安门广场 学生们一个中国军队内部意见不统一，李鹏地位不稳，军队不会开枪 的假象。这就叫舆论导向。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抗戒严 法的后果是死亡。在六十年代初，美国阿肯色的小石城，也就是当代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老家，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开学时，不让黑人学生进 学校读书，引起了一场全城性的骚动，由于骚动规模很大，警察无法 控制，就实行了全城戒严。戒严期间，一些黑人团体成员违反戒严法 继续进行示威游行，而遭到军警的枪杀。后来阿肯色的议会经过讨论， 法律规定不许黑白学生分校。这场骚动才平静下来。事后，黑人团体 要对枪杀示威游行者的军警起诉，州政府的回答是，死者是违反了戒 严法，军警的开枪是合法的(justified). 前几年，由于黑人骚动洛杉矶戒严时，军警对违反戒严法者也是格杀 不论的。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家长们要他们子女撤出广场是怕子女 被打死。许多学校的老师们劝告学生们撤出广场也是他们被打死。许 多政府干部劝告学生们先撤出广场再说也是从他们的安全作想。可是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只听头头的话。他们对头头们捏造的假消息坚 信不疑，把戒严法当儿戏。 有人为柴玲，吾尔开希，李录辩护说“他们推翻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 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通过人大取消政府的 戒严令。”请看历史事实：５月２８日，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 拿大接见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代表。留学生代表狠狠告了李 鹏的状。说戒严法没有经过人大批准是违反宪法的，并要求万里取消 政府的戒严法。万里答应一回国立即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研究戒严法 的合法性。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万里从来没有对留学生代表说戒严法 是非法的，只是说研究研究。在中国的官僚制度下，研究常常是推托 的代名词，所谓研究就是研而不究。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万里说了 “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他要留学生代表转告。 北美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立即把与万里谈话的详情FAX给北京高自联。 但是谈话一到北京全走了样。高自联的头头首先把万里说的“为了防 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的话删除了。剩下的话又变成了 “人大委员长万里将回国主持人大紧急常委会，取消戒严令”，这条 消息一广播，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一片欢乐，大家沉浸在一种虚假的胜 利之中。万里在５月３１日回国，到上海时就下了飞机并发表了支持 戒严法的声明。天安门广场上学生情绪先是失望，继而一下子又愤怒 到极点，骂万里变了立场。 如果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推翻了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是寄期望于万里取消戒严法，那么为什么在万里声明支持戒严法后还 坚持留在广场上呢？难道他们不怕死吗？柴玲在６４前的一次接见美 国电视新闻的采访节目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看到节目播出是在 大约８９年６月７日左右。节目是专题介绍学生领袖柴玲的。其中有 一段对话如下。 美国记者问：现在已经戒严了，你们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危 险呢？柴玲答：是的。我们有很大的危险。我很难过，我们的这些年 青的学生们可能会为这场运动流血死去。说到这里。柴玲居然哭了起 来。美国记者又问：那么你想不想死呢？柴玲一遍哭一遍答：不！我 要活，我还很年轻。 这段对话说明了两个事实： 1。在万里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后，高自联的头头柴玲，吾尔开希， 李录清清楚楚知道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可能会流血死去。 2. 柴玲不想死的。看来吾尔开希，李录也是不想死的。 柴玲现在口口声声说美国电视台错误地翻译了她的话。但是美国电视 节目只是把她的声音略为降低，再加上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声音要 比原声延迟一至二秒。所以我们能很清楚地听到她讲：“不！我要话。” 6月１日和２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６４头头对如何阻止戒严 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作了严密布置。还指定专人负责把守一些街口。 这些被指定负责把守的学生们都感到很光荣，他们很有一股为革命流 血牺牲的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开始了。 89年６月２日深晚到３日凌晨，北京高自联开了最后的常委会。会上 由吾尔开希重点发言。吾尔开希对大家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戒 严部队要进行武装清场，一定会发生流血死人的。”吾尔开希又说 “这次运动已经失败。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改革，我们需要的是 一场革命，一场体制外的革命。我们今后所要作的是打倒共产党的体 制。”柴玲，李录也作了慷慨的发言。 李禄接下来宣布高自联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发了 逃命钱。逃亡的方向是美国。吾尔开希对逃亡路径及联络方法作了细 述。先南下广州，然后由港支联接应。于是在６月３日凌晨三点左右， 柴玲和大部份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睡梦之时， 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的头头在临跑前， 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 是可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禄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 就撤不了”柴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于是这最后的良心 也被狗吃了。这时港支联的阴谋就完全清楚了。先由柴玲，吾尔开希， 李录等人用豪言壮语把上千的学生骗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武装清场 的之前，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夭夭， 使上千的学生陷入生死的困境。他们已经宣誓要打倒共产党所以，广 场上学生死得越多，对共产党的打击越大，他们逃亡美国的本钱业越 多。 6月３日天亮以后，高自联指挥部只留下吾尔开希和李录二人。他们 留下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知道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已经跑了。 他们知道，如果学生们一旦发现头头跑了，也会跑的，就会对部队清 场不抵抗。 中午１２点，北京电台与电视台开始不停顿的广播戒严指挥部的通告。 吾尔开希和李录也迅速地撤离了广场。下午，戒严部队开始向天安门 广场推进，一些学生与市民拼死阻止部队推进，一场流血开始了。虽 然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全跑了。但是负责阻止部队推进的学生们并不 知道，他们还在忠实地执行头头的命令。而在６４死亡学生中的大部 份是担任阻止部队推进的。我想如果他们知道头头已经跑了，恐怕就 不会拼死去了。也许丁子霖的儿子就是这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第一个 死去的学生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第一个被学生和市民打死的士兵 是怎么死的？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似乎比较象真的。 故事说：正当学生与戒严部队士兵僵持时，突然响起了一下枪声。于 是群众叫了起来“解放军打死人了！解放军打死人了！”接着十几个 身强力壮的男人向士兵猛扑了过去，抓住了士兵们的冲锋枪。士兵们 吓得丢下枪跑了。但是有一个士兵却给市民打死了。脑袋被砸碎了。 还有其他很多version的故事。但是所有的故事有个共同点：当市民扑 向那个被打死的士兵时， 他没有用手里的冲锋枪扫射扑向他的市民。 如果他扫了，那些扑向他的市民个个都得打死，他就会活下来。为什 么他不开枪呢？一是恐怕他不忍向老百姓开枪，刚才那一枪也不是他 打的，二是恐怕他没有收到开枪的命令。 很多研究６４历史的文献都指出，戒严指挥部一开始在使用武力这一 点上是很犹豫的。士兵在向天安门推进时，主要是用士兵的躯体，枪 虽带着，但是
并没有使用。所以几个小时也无法打开通道。 那天，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６月３日上午，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 吉普，开的飞快，向设置路障的群众冲去，然后再迅速倒车，又飞快 的开走。等群众叫“解放军开车压死人了！”时，吉普车已经不知去 向。这到底是谁干的？目的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指责戒严指挥部想用 开车压死人来挑起群众的反抗情绪，以便镇压。但是，我的看法是： 这恐怕是港支联或台湾特务化钱雇人干的。在北京搞一个军用牌照和 一套军装还不是轻而易举的。至于目的更是显而易见的。再回到打死 士兵的事。那些市民说他们不知道是谁用砖头砸死了士兵。显然有人 在混乱中下了毒手。再和吉普车压死人的是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的 看到一个邪恶的力量在活动，它要挑起大对抗，大流血。 在戒严士兵被打死了一个小时以后，戒严指挥部显然下达了开枪的命 令。一批戒严士兵又来到木樨地，他们命令学生与市民撤除路障，但 是学生与市民拒绝服从。于是士兵就向路障开枪。有几个学生与市民 立即倒下，被别人马上送去医院，路障就打开了。这个血戒一开就很 难收住。有人指责戒严指挥部用士兵的死挑起其他士兵的恐怖情绪。 我看，这正是那个混在市民中用砖砸死士兵的人的目的。 士兵被打死和戒严士兵用冲锋枪开路大死学生的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安 门广场，当他们要向柴总指挥请示怎么办时，发现总指挥部是空的总 指挥部外面聚集了许多学生。有个外地学生头头说他找了一个下午也 没找到一个高自联头头。高自联头头丢下学生先逃跑的消息使天安门 广场上的学生们陷入一片混乱。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于是 大家就去问候德建怎么办。候德建就这样当上了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 最后的临时总指挥。候德建说。现在天安门已经被包围了，逃是无法 逃了．根据我们台湾对付戒严法的经验，我提三点建议：１。大家不 要走动，统统坐下。２。大家不要讲话，更不能喊口号。3。大家千 万不要向士兵扔东西。他说，这样做，台湾士兵就不会向老百姓开枪， 我想大陆士兵也不会的。 虽然有人说这是投降，但是候德建的三不主义还是为天安门广场的多 数学生所接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最终恢复了理性的思维。等 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只见天安门广场上千学生黑压压一片片坐 在地上（往往几百人一片）没有一点走动，也没有一点声音。戒严士 兵就把学生门分片包围起来。 有一个女学生说。当时叫我们女学生坐在外圈，理由是怕男学生与士 兵冲突。当士兵拿了冲锋枪把我们包围时，我怕死了。后来，听到： 预备的命令。我面前的士兵都把枪举了起来。接下来就听到，震耳欲 聋的枪声。我就马上趴在地上。心里直叫换“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等枪声停了下来，我知道我还活着。看看旁边的女学生也活着，但脸 色苍白抬起头看看后面的男生们也个个活着。再看看前面的戒严士兵， 有几个竞然咧着嘴笑。这我才知道是开枪吓我们的。但是我心里只有 一个念头：回家去！过了一会儿，戒严指挥车的喇叭叫高自联的头头 走出来，连续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柴玲王丹刘刚等人。当时没有 人走出来。再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向戒严指挥车走去，一边走，一 边叫：“我是候德建！”候德建后来对人说戒严指挥问他高自联的头 头那里去了，几点走的，走那里去了等问题。 候德建向戒严指挥说。他以学生的临时指挥身份表示无条件接受戒严 法并要求准许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 再过了一会儿，戒严车喇叭又叫了：“凡是能走动的学生排好队，从 东南方向撤出天安门广场”东南方向的戒严士兵让开一个小的通道还 有便衣拿着照片观察走出的学生们。显然是要抓高自联的头头们。起 先秩序还可以，但是很快由于大家要抢先撤出，队伍就混乱了一片乱 糟糟，争先抢后，许多人的鞋子也挤丢了。也不敢拣，怕被后面拥上 来的人踩死。这就是天安门运动的最后一幕。 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有没有打死学生呢？候德建说没有。很 多在场的学生说也没有。但是伤是有的。特别是纪念碑旁边的学生。 这是由于部队用了开花子弹，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散成小的细粒，又 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人的腿就给弹粒打跛了。但是当时戒严部队的确 是朝天开枪。柴玲在美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你早就逃走了，你 怎么知道血流成河的？你们与港支联精心设计了一个可能会血流成河 的死亡陷井，但是它被候德建的三不主义破解了。当你柴玲在３日凌 晨三点逃离广场时，你不是拒绝叫学生撤出吗？ 那时要是学生们撤出了广场，路障也不需要了，守卫路障的几百市民 也不会死了。什么叫保护火种？你的命比这上千的学生的命还重要吗？ 64死亡的学生与市民是要反贪污，要反官倒，要民主的．但是他们被 愚弄了，被欺骗了，被诱进了一个死亡的陷井。 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港支联，你们有什么资格纪念６４十周年？ 你们的手上就有６４死亡的学生与市民的血。你们将被永远钉上历史 的耻辱碑。你们的账迟早要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