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偎大邊”的理論與實踐

般統帨

　　台灣人有句話﹐叫做“西瓜偎大邊”﹐意思是說有些人選擇立場的方式是看那邊勢力大就支持那一邊﹐所以越有勢力的就越能引來食客投靠﹐一朝落魄必定惹人落井下石。所以在李登輝仍是總統的時候將前兩年還是炙手可熱主流派紅人的宋楚瑜開除黨籍就象吹口氣一樣容易﹐明年如果不小心讓宋楚瑜當選了總統﹐沒准國民黨內人士又會爭先恐後請宋先生回來任黨主席。在大陸也是一樣﹐所以盧山會議眾口一辭批倒批臭彭德懷的時候﹐“我們這些老同志也都舉了手”一點而雜音都沒有。而且﹐只要“緊跟”的功夫到家﹐當年狠批右傾翻案風時大顯身手的幹將一樣能在總設計師手下青雲直上成為當今的權貴。就是到了澳洲﹐幫大陸當權派歌功頌德如今也是時尚﹐甚至暗裡難民財照發不誤地發動客戶創建新生民運組織去抗議中國元首訪澳的事業成功人士﹐也忙不迭迭地紛紛作為僑領赴宴為領袖獻上幸福的笑臉。

　　“西瓜偎大邊”﹐從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人性來看﹐本無可厚非﹐但若還偏要引伸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那就什麼話都說得出來了。就象邏輯學中的一個定理所說的﹐“倘若前提自謬﹐則可由之導出任意結論”（例如﹐如果你說“二等于一”﹐我就能據此證明“般統帨是上帝”）。以“西瓜偎大邊”的原理﹐李克威由于猜想到“中共未必短命”而提倡“與中共為善”並“為由中共掌舵的中國之船鼓風補漏”﹔林別卓則因為“魏京生說澳洲堅持民運的只有十一個人”的理由﹐高喊“丟掉舊民運﹐讓共產黨領導新民運”。據報上說﹐魏京生這是第一次來澳洲﹐在悉尼的歡迎宴會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出席。這魏京生還真夠火眼金睛的﹐硬是從中數出了十一個人。這林先生大概當時就在魏先生身旁就座﹐聽見魏先生數了。依林別卓理論﹐當年四一二清黨之後﹐在澳洲堅持中國共運的恐怕一個人也沒有﹐所以本該“丟掉舊共運﹐歡呼由國民黨領導的新共運”。更早一些﹐孫中山搞革命﹐屢戰屢敗﹐被人稱作“孫大砲”﹐也就是“孫姓吹牛皮的”。辛亥的時候孫先生身孤影單地在舊金山打工﹐連新聞都是從包裝紙上讀來的。這麼看來﹐當年推翻帝制的革命應該由億萬人民恭請慈禧領導才對。

　　在林別卓等先生的勢利眼裡﹐沒實力的人膽敢與有勢力者對抗就是大逆不道﹐不為執政黨吹牛拍馬就是不愛國。將林別卓理論貫徹一致通古今中外﹐中共勢力小的時候在井崗山上搞割據﹐主張蘇俄的屎比中國的飯香﹐連分裂出來的國名都要叫“蘇維埃共和國”﹐那是不折不扣的賣國黨。孫中山在國外籌錢到國內搞動亂﹐也是賣國﹐被滿清官員扭送駐倫敦使館是咎由自取。甚至在澳洲﹐要做個愛國的澳洲公民就應該與當朝總理何華德保持一致擁護英國君主做元首。比茲利反對黨既然席位少就應該閉嘴﹐丟掉舊反對黨﹐歡呼由執政黨領導的新反對黨。沒有了說三道四的反對黨﹐就一定會聖主英明國家太平﹐省得林先生李先生今天為這個主子吹噓明天又要換那個主子為善。

　　說起愛國﹐咬文嚼子一點的也許會問“到底什麼是國家﹖”列寧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中共編的《辭海》（手頭正好有一套一九八二年版的）也是這麼說的。中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當然也要堅持這個定義﹐所以愛中共執政的國家就可以說是“愛階級統治的機關”。李克威說的“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甚至民族”﹐也就可以理解為“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民族”。這麼說來﹐向蘇聯一邊倒也好﹐在邊境談判中把些領土贈送友邦也好﹐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也好﹐發動十年動亂也好﹐符合階級鬥爭的需要﹐所以都是愛國行為。近來中共江澤民總書記提倡“講政治”（雖然﹐因特網上可以上帖的大陸網站幾乎千篇一律地規定“不得講政治”）﹐而中共編的《辭海》定義政治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所以“講政治”大概就是“階級鬥爭天天講”（怪不得連對法輪功都要這麼大動干戈）。列寧還說過“政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由此看來﹐要愛中共執政的國家還真是等于要愛執政黨。所以林先生主張愛國的民運得由中共領導﹐實在大有道理。

　　林別卓先生最近在《大洋報》上自我評估打筆仗的表現是九十五分﹐看來確有奇才。不久前讀過林先生短篇小說﹐講為了開拓國際生存空間﹐臺灣某城市設法與澳洲某市結成姐妹城市﹐卻不知後者不過是大悉尼市下屬的一個小市﹐結果還引起大悉尼市的抗議。林先生在澳洲也有十多年了﹐小說發表時又正逢紐省地方選舉﹐按理對澳洲的政制體制應該略知一二﹐不知怎的竟硬是給澳洲的三級政府又多加了“大悉尼市”一級。只是沒說這代表“大悉尼市”去抗議的到底是管轄整個新南威爾士洲的卜卡州長﹐還是轄區不過幾平方公里的“小悉尼市”長沙陀。林先生在中國住過的年頭雖然可能更長﹐談論中國政治時的水準倒也與談論澳洲時相差無幾。林先生十月二十八日《東華時報》上的文章《理解大陸人》說﹐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人“不低聲下氣﹐不為五斗米折腰﹐敢于反抗﹐敢想敢說敢幹”。領導共產黨的毛澤東倒是敢想敢說敢幹﹐所以畝產萬斤的大躍進﹐動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走馬燈似的眼花繚亂。經過什麼鎮反、反胡風、反高饒、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反四不清、反走資派、反極左、反極右、反五一六、反“血統論”、反“反血統論”、反投機倒把、反翻案風、反三種人、反凡是論、反人道主義、反異化論、反自由化、反動亂、反法輪功、……﹐除了被抓被關被殺的之外﹐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人都帶著“苦惱人的笑”﹐只敢想黨要你想的﹐敢說黨要你說的﹐敢幹黨要你幹的﹐而不敢不想黨要你想的﹐不敢不說黨要你說的﹐不敢不幹黨要你幹的。老毛在夸耀自己敢于無法無天時說的“和尚打傘”﹐被美國人斯諾理解成“孤獨的和尚在雨中蹣跚而行”。林先生對大陸人的理解與斯諾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前不久台灣地震時有位女災民當面辱罵當朝總統李登輝﹐李登輝除了回罵倒也沒別的辦法﹔再早幾年堪培拉有位交通警員﹐見到當朝總理霍克坐車忘了系安全帶﹐當眾遞給他一百圓的罰款單﹐霍克大氣都不敢出一聲。這些小小的非大陸人敢說敢幹的事﹐近來忙著為五斗米教徒（權貴）折腰的林先生恐怕想都不敢想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刊于澳洲悉尼《東華時報》）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