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議論的議論

陸堯之

　　十二月十六日在《東華時報》撰文的夏華先生是李克威先生的知音﹐能夠真正理解李先生﹐所以忠告讀者﹐李克威是本深沉的書﹐不易讀懂。夏先生所言極是。筆者對于李先生兩次遠距離晉見元首之事﹐本來還並不覺得有什麼難以理解﹐如果深沉的李先生更深沉一點兒﹐不把自己的“心歷路程”當本書﹐筆者也想不到去發什麼議論。可是一旦讀了這個“心歷路程”﹐現在又讀了他“不算是”的回應﹐真的發現越來越難讀懂了。偏偏筆者又性格淺薄﹐不象李先生極敬重的“諍友”那樣“朋友第一﹐原則第二”地不出聲。既然不懂﹐難免要議論。既然議論了﹐在被議論的“心歷路程”與“回應”都見諸報端的情況下﹐自然會公開。既然公開了﹐也就只好“算是”了。好在李先生知書識理﹐主張“觀點各異﹐不求苟同﹐可以爭論﹐也可以保留﹐而各執已見又實事求是的爭論﹐對哪一方來說﹐都是有益的”﹐如果筆者過去現在未來為了實事求是地講明道理以求對讀者那一方有益而不小心議論得“辛辣刻薄”了﹐還望李先生不至“出乎所料”。

　　報上的眾多議論確實有不少太過“辛辣刻薄”﹐令李先生深沉的在“出乎所料”之余有點不高興了﹐所以不經意地揭發說﹐署真名的批評文章是原圈中人代為捉筆搞難民證據。雖說李先生“曾為民運中人”﹐而且同堂晉見元首的廣大愛國僑領中就有不少仍在經營難民財路的事業成功人士﹐筆者還是十分佩服李先生辨別真名假名的深沉。為了避嫌﹐有意改名“馹九建”﹐但又怕越抹越黑﹐所以還是儘量避免“辛辣刻薄”算了。

　　李先生提倡與中共為善﹐筆者曾以王策博士的例子來說明李先生提法說不通。不料精心炮製借題發揮的詞句不夠深沉﹐竟沒讓李先生讀懂﹐結果令李先生以甘地的為例來辯解說王策主張並沒錯。其實筆者十分敬重王策先生﹐認為其“保證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之建議”的具體提法及可行性或可爭議﹐但策略上的思路（以給退路來換取中共改革誠意）還是對的。關鍵是﹐王先生做的是真善而不是忍﹐是赴京上書而不是觀禮閱兵﹐是做了坐牢的準備並且真的坐了牢。至于聖雄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和平抗爭﹐那仍然是抗爭﹐而且也時有“令政府被迫清場平息動亂”的流血事件發生﹐似乎並不比當今中國海內外民運主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溫和。而中國的海外民運無非是喊喊口號示示威發發聲明游游說﹐當前的國內民運最了不起也不過是企圖“依法申請註冊”個反對黨罷了﹐遠不如甘地做得多（反倒是法輪功的越抓越請願的做法與甘地接近）。況且﹐甘地從來沒有因為殖民政府“未必短命”而認為要“為由英國殖民政府掌舵的印度之船鼓風補漏”。

　　其實莫說甘地﹐就是“曲線救國”的汪精衛政權中也沒誰說得出“為由日本皇軍掌舵的中國之船鼓風補漏”的話。從近年來讀到的由日本人發掘的史料看﹐汪先生似乎並不比李先生不愛國﹐當初從河內投奔日本的途中甚至拒絕上日軍艦過夜。以汪先生的思路﹐除了在政爭中斗不過蔣介石的因素外﹐無非是“日軍未必短命”﹐所以與其任由日軍蹂躝﹐不如由個中國人的政府頂¨﹐“希望漸變而非激變”﹐因為戰爭的“代價太大”﹐是那四萬萬“與我們血肉相連並向往美好生活的同胞所付不起亦不應該付的”。汪先生除了成功的當上了個“國民政府主席”之外﹐其他的都很失敗。戰與和的前景取決于日本人是否滾回老家而不在汪主席的掌握之中﹐日人只是看中他的名氣當作傀儡利用而不是要聽他的主張﹐結果生前落落寡歡﹐死後遺臭萬年。

　　與六十年前相比﹐今天有“民運組織骨幹”之“前科”者若只是想“出入自由”做做生意發發財地“與己為善”還好說﹐要搞“曲線民主”幾乎更不可能。四五天安門事件對四人幫的倒臺和鄧小平復出可以說功勞苦勞都不小﹐但四五英雄王軍濤雖後來曾貴為共青團中央委員﹐在中共高層的心目中仍是劃在民運“三朝元老”的另冊中。“李一哲”大字報平反後被官方承認是反對四人幫的行為﹐作者之一的李正天後來雖做了個軍隊高幹的女婿並埋頭學術﹐而且還撰文在港刊為中共說話﹐在檔案中還不是一樣屬于“內控對象”﹗

　　希望中國在改革中漸變而非激變﹐希望改良成功而不要激起革命﹐這不僅是李先生的願望﹐也是包括中國海內外民運主流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的願望。但象六十年前一樣﹐是否會爆發革命﹐既不在與中共為善的李先生的掌握之中﹐也不在中國海內外民運的掌握之中。其實身為“前民運組織骨幹”的李先生應該知道的很清楚﹐海外民運的主流既沒有願望更沒有能力去激起革命。能夠回國觀禮的李先生也應該知道的很清楚﹐怕亂但感到遲早會亂在國內老百姓中是相當普遍的想法。同樣﹐李先生還應該知道的很清楚﹐就象王策的例子所說明的那樣﹐海內外民運力量是否可能“與中共有條件合作”﹐“包括民運組織在內的中國海內外各種政治力量”是否可能“和解”﹐ 關鍵取決于中共。至少﹐民運組織骨幹紛紛淡出只會使李先生的這個願望越來越遙遠。

　　去年國內出了本馬立成凌志軍寫的書《交鋒》﹐由社科院負責人劉吉作序。這本羅列了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左右交鋒的書﹐曾引起不小的風波﹐甚至有過一場官司。筆者剛在唐人街買到一本﹐發現其中在說中共文化下的套話之余﹐倒也把李先生的心歷路程預先駁了不少﹐比如說動不動西方陰謀論等等。其中談到蘇共的垮臺時借用社科院著名學者劉大年的口下了這樣的結論﹕“蘇聯的解體和倒退是不可避免的”﹐而“導致垮臺和倒退得罪主要的責任者”正是共產黨內阻礙改革的那些人。作者問﹐“倘若中國人真的‘以俄為鑒’﹐又將怎樣評介自己的改革﹖又將怎樣推進自己的改革﹖”

　　以筆者之見﹐與中共為善也罷﹐為中國之船鼓風補漏也罷﹐李先生如果真的這麼想的話﹐恐怕不必去赴宴或閱兵﹐而是原則第一堅持不懈地對中共大聲說實話﹕不誠心誠意搞政治改革﹐船遲早會沉﹗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刊于澳洲悉尼《東華時報》）